刘江：豪华落尽见真淳******

　　【文艺人物志】

　　作者：王笑妃

　　他曾执导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《老酒馆》《光荣与梦想》等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视作品；从家庭情感到谍战、年代传奇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，不断突破自我，持续“高产”；他多次在重要奖项中斩获最佳导演奖，执导作品多次入选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如今，他对自己不断提出更高要求，真实性成为他的首要追求。

刘江 光明图片

　　走进导演刘江的办公室，一面格子墙上摆着的各类最佳导演奖、最佳电视剧奖奖状和奖杯格外引人注目。初见刘江，他那圆脸大耳、和善喜庆的面相让人毫无距离感，几句寒暄后，采访也顺利展开。

　　最近刘江正在筹备谍战题材的电视剧《临渊》。“我希望将这部剧拍得更有质感、更真实一些，为此我们要充分了解那个年代的背景，在剧中无限接近、还原那个年代。”刘江的剧向来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见长，“五十知天命”后，他越发不能容忍拍摄中存在违背逻辑的虚假和夸张，真实性被他放在审美第一位。

　　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，古人以此评价：陶渊明的诗歌摒弃了浮华的敷饰，便显露出真朴淳厚的本质。刘江导演的剧也如陶渊明的诗歌一般，洗尽铅华，以真实为底色，以真情打动观众。他坦言“如果镜头语言华而不实，我会不好意思”。

　　刘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曾做过创作型歌手，但他总觉得用歌词表达心声有些乏力，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1995年，刘江回湖南老家过年，电视里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中姜文饰演的王起明在工厂开业前的一段独白，让他看得如痴如醉。表演和剧作的魅力、戏剧的张力让他激动不已，他想到了过去在电影学院与视听语言朝夕相处的岁月。刘江意识到，歌词所能表达的只是一个窄面、一种情绪，而一个宏大的故事叙述更丰富、更有厚度，能更畅快地表达自己对社会、人生、人性的态度。如同在黑暗中航行的船只突然看见灯塔，毕业后一度迷茫的刘江从此有了锚定的方向，他打算当一名导演。他给父亲写了七页长信表决心：“儿子这次的决定是慎重而严肃的！成不成，我想不会回头了……”接下来就是长达四年的闭关苦读，刘江远离人群，背对杂音和质疑，如饥似渴地汲取影视知识。

　　2003年，著名制片人韩三平向刘江抛出了橄榄枝，邀请他拍摄了电视剧《铁血青春》。此后，《岁月》《局中局》《雪狼》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《黎明之前》，一直到最近的《老酒馆》《光荣与梦想》，刘江凭借着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口碑佳作拿下飞天、金鹰、白玉兰三大国家级奖项的最佳导演奖，成为电视剧界导演奖的“大满贯”得主。

　　年轻时，刘江有时会为了戏剧性而在真实性上做一些让步。50岁之后，他宁愿牺牲一些戏剧性，也要在剧作中“存真”。他认为艺术“虚”的处理，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故事、真实的人物动机和行为、真实的场景设置等“实”的底色之上，就像诗人济慈所说的“美即是真，真即是美”，又像中国古典诗学所说的“绝去形容，独标真素”，不用夸饰，至真即至美。

　　影视剧想接近真实，首先故事不能“悬浮”，人物的动机、行为要符合生活逻辑和物理规律。刘江会以真实性为尺，来质疑剧本，他总要追问一连串“为什么”。编剧有时会从戏剧性角度设置人物的语言和行为，但刘江会根据生活逻辑进行推理，遇到推理不通的，就反复和编剧探讨修改，直到剧里的人物都“讲人话、做人事”。

　　此外，场景和道具也要“求真”，尽量还原影视剧所处年代和人物生活的情景，才能让观众有代入感，正像卡夫卡所说“越是虚构的故事，细节处越要真实”。刘江坦言，自己和团队都是“强迫症”，都爱“找茬”。“剧里呈现给观众的只是冰山一角，背后的细节比如主角住的房子是哪年的，应该是什么样的质感？以主角的收入和积蓄，能住上海哪条街哪一处的房子？家具和人物的性格、审美是否匹配……都是要考虑的问题。”拍摄《温暖的甜蜜的》时，置景师下意识地想搭一个大房子，刘江立刻提出疑问：凭主角的身份，哪有那么多钱买大房子？在刘江的坚持下，换成了不便于架机器的“小房间”，但为了真实性，刘江宁可牺牲拍摄的便利性。

　　为了剧作真实的质感，往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和成本，所谓“大巧之朴”。为了还原《老酒馆》中关东山干饭盆的原始森林场景，刘江带着团队找到牡丹江临近边境的一处地点，每天出工要开车一个半小时，再走半个多小时。因为树林太茂密，山林里下午三点光就暗了，只能每天天还没亮就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出发，和天“抢光”。这样“折腾”的故事在刘江的摄制组里时常发生，“我宁愿成本高点，也要给观众这种真实的代入感”。

　　“能动人者，惟在真切”，真情才能动人，那么如何在影视剧中拍出真情？刘江采用“将心比心”的方法，他本身是同理心很强的人，也擅于观察生活，“我比较细致、敏感，容易被感动，疫情时看逆行者的新闻就常‘以泪洗面’。”在《光荣与梦想》中，刘江就决定破除符号化的烈士形象，拍出烈士们的“真情”。剧中杨开慧在弥留之际，仿佛看到毛泽东向她走来，便是刘江“将心比心”的安排。刘江母亲去世时，他没能赶回去，母亲在走之前却总和别人说“刘江回来了”。“因为她太思念我了才产生幻觉，人性是相通的，所以我想杨开慧在临终之前，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思念。”电视剧播出之后，有很多烈士的后代打电话给刘江，告诉他看到这一幕“哭得不行”。

　　摒弃华而不实的镜头语言，拂去夸张甚至虚假的“戏剧性”，用真心、真诚，认真地拍摄真实、真情的故事，是刘江如今的艺术追求。他将继续以真为善，为观众带来更多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的佳作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11日 13版）

短些、软些、宽些******

　　金仲华

　　一、最好的宣传是怎样的？

　　最好的宣传，是使人看不出在宣传；看得出是在宣传的，是最不好的宣传。新闻工作是一种艺术，它通过事实讲话，而不是跟人家针锋相对开辩论会，也不是板起面孔宣传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进行宣传，更要注意。

　　华侨是倾向祖国的，但受到反动宣传影响，我们的责任是去掉那些影响，使他们逐步了解祖国。我们的工作还有国际宣传的意义。

　　二、怎样才能做好宣传？

　　新的形势给我们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，很多新的地区会陆续打开，更多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。要根据不同地区，不同环境，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闻报道的方式。这需要有高度的技巧——要稳，要灵活，要避免主观。因此要研究各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，要多分析、研究各侨居地的特点、政治气候以及各具体侨报的态度和读者反映。

　　要记得：稿件登不登是人家决定的，切不要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。

　　三、要多报道哪些方面？

　　我们经常报道的事情有两大类：一、我们需要华侨知道，不管他们原来有没有兴趣知道的，如官厅水库、治淮工程等；二、华侨希望了解，我们加以满足，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的，如侨乡情况等。不能认为国内一切大事都是应该大力向华侨报道的，如新近的养猪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　　就华侨角度来说，对城市的报道要多于农村；对人民生活、工商业、文教事业的报道要多于农业经济；对华南侨乡的报道要多于内地。要多报道华侨熟悉的地方，以及突出的地方。华侨虽很多出自农村，但出洋后很多居住在城市；国内眷属也很多住城市，因此华侨比较熟悉城市情况，比较关心城市新闻。农村人口分散，作为个别的乡村来说，和它有直接关系的人不多，因此除侨乡外单独报道某个村、乡，作用就不大；城市事物集中，和它直接有关系的人多了，熟悉它的人也多，报道了影响的面广。新闻报道要照顾各阶层读者的兴趣。

　　四、要怎样报道？

　　报道时要多讲事实，要有故事性，要多一点人物的活动，有时可用第一人称，要能引人入胜。

　　特别要谈一些中年、老年人所熟悉的风俗、习惯、人情、景物，引起他们的回忆，思乡。通过旧的东西说明新的东西，能使人有亲切之感。

　　要特别注意报道两种人。一是老人。老人在旧社会是不值钱的，被推开的。要报道那些老翰林、老教育家、老中医、老工程师等。这些人往往和华侨还有联系，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，生活得怎样，会使华侨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。我们报道新的人物，也应该报道旧人物的新情况，这才不会割断历史。二是普通人(就是在旧社会抬不起头的人)。写他们现在如何成为车间主任、农业社社长、劳模等。

　　新社会的风气和面貌也应该报道。

　　五、风格问题

　　华侨居住地的政治环境，以及华侨的文化水平、思想水平等具体情况一般都和国内的不一样。因此，针对海外华侨读者的报道一定要有它的特点。但这些特点是否就可以说是“华侨风格”？看来不必要用这个名词。当然，文章体裁方面，内容方面应多样化，花式品种要多一些，因为社会上的人是多样的，兴趣也各不相同。

　　上海新民报晚刊提出：“短，短些，再短些”，“软，软些，再软些”，“宽，宽些，再宽些”(报道面宽)，对我们有参考价值。

　　国内的新闻、通讯很突出的是一个“长”字：篇幅太长，段落太长，句子太长，甚至“片语”(phrase)也太长。

　　我们要提倡：

　　1、短文，短段，短句子。长文章要多一些小标题，这是帮助读者，便利人家看。

　　2、突出。是主题突出。要使人家看了头一两句就非看下去不可。句子简单明了就自然会突出。外国人批评我们形容词太多，有时过(看)了两三道门(段)还看不出要说什么问题。

　　3、不要怕重复，报道要有连续性，要追着新闻去报道。

　　4、文字方面。华侨读文言较多，侨报社论有的用文言写，还要写到能朗读。有些报纸文章短，句子短，用文言又杂用方言，读起来有节奏。这是未可厚非的，它接近劳动人民。当然，文体问题还可以研究。这方面我们虽不能完全满足，但也应该注意。现在我们的新闻往往和语言还有距离。我们至少要做到：容易读，顺口。可以引用一些侨乡的成语、比喻，这能使人更感亲切，更能吸引读者。

　　(历史资料)